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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英国两千年——从凯尔特人的氏族部落,到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大英帝国  作者:大军冯毅  分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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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乐坛来说,周峰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祈祷》、《朋友》、《梨花又开放》、《我是一只孤独的小船》这些经典名曲当年都是经由周峰传唱全国的。1986年,周峰放弃国内正在走红的事业,在明星出国大潮中毅然奔赴伦敦。此后的17年里,他几乎与国内音乐界隔绝。
  
  
  
  周峰 -- 梨花又开放
    
  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
  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
  妈妈坐在梨树下,纺车嗡嗡响
  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
  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
  落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
  与我幸福的故乡,永生难忘,永生永世我难忘
    
  重返了故乡,梨花又开放
  找到了我的梦,我一腔衷肠
  小村一切都依然,树下空荡荡
  开满梨花的树下,纺车不再响
  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
  两行滚滚泪水流在树下
  与我血肉的故乡,永生难忘
  我永不忘,永不能忘
  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
  两行滚滚泪水流在树下
  与我血肉的故乡,永生难忘
  我不能,不能忘,永不能忘
  永生永世,我不能忘
  

  我祈祷那没有痛苦的爱
  却难止住泪流多少
  我祈祷忘记已离去的你
  却又唱起你教的歌谣
  
  我没的怨你
  我心里知道
  我知道
  
  我祈祷留下孤独的我
  走向天涯走向海角
  我祈祷带上无言的爱
  从此失去心里的微笑
  
  我与影同行
  我心里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天涯路漫漫
  我还要去海角遥遥
  我知道失去的是什么
  我又启程却不是寻找
  
  我心里明了
  我心里知道
  我知道
  
  我象那一只火鸟无声地燃烧
  我要唱那那一首歌谣
  伴我天涯海角
  
  

  (转贴)永远的周峰
  
  2007年03月11日 星期日 23:33
  
  走遍天涯
  
  望不了可爱的家
  
  望不了慈祥的妈妈
  
  。。。。。。。
  
  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应浮于钱,权,色中,一种人则在精神家园中寻寻觅觅,为一首歌,为一副画,为一篇文章,为摇远的回忆。。。激动,流泪。
  
  在今天这个明星辈出的时代,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新歌问世,每天有多少明星窜红,也有不少不甘寂寞曾经的歌者出来重唱过去的歌,唤起大家衰老的灵魂,只有他,自从1986年以后,在喜爱他的全国亿万歌迷视线中消失的干干净净。而我们,也只得透过慢慢发黄的磁带封面以及逐渐磨损一至于最终报废的磁带去回味他的巨星风采和那段“激情”的日子。
  
  曾几何时,我们就在忙于盲中一天天成长,学业,考试,升学,就业,婚姻,家庭,儿女老人。。。我们不在为年少轻狂而感动落泪,只感觉好笑几不真实。
  
  曾几何时,记忆中的一首首歌曲,一颗颗星星不在,茫茫黑夜,寂静深远,不过也不会有谁会抽暇抬一抬头,仰望苍穹,为坠落的流星黯然神伤……
  
  曾几何时,在偶尔的宁静中,回到过去,回到梨花开放时,回到季候风,回到游子心。。。。
  
  他静静地坐在宁静的海边,凝望大海,这是留给我们这些想念他的朋友们的最后印象。
  
  感谢网络,因为是它还给我们已经失去的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典!
  
  生命很短,生活很累,生存尤艰。
  
  夜色阑珊,他,还好吗?
  
  

  三十二,威廉四世——啊,海军(上)
  
  标题没错,威廉四世出身海军,被称为“海军国王”,如果只是讲述威廉四世的事迹,这个标题还是很贴切的,不过,此时的英国,国王不再是唯一的主角,内阁,议会,和人民,是本篇更为重要的内容,所以,本篇真正的标题应为:《海军国王与改革年代》,其中,改革年代的内容更为重要。
  
  1830年到1837年,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兼汉诺威国王在位期间,第二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即将到来,同时,这一时期又是风云激荡的改革年代。威廉四世继承了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汉诺威等两岛和大陆的各领地,以及广大的海外各领地,他在位的这七年,虽然时间不太长,却是英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革时期,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全盛,与威廉四世时代的英国改革是分不开的。发生于这一时期的英国议会选举制度的改革,是英国历史乃至世界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贯穿整个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共上发生过三次议会改革,还有宪章运动,其中,最为重要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即1832年议会改革,就发生于威廉四世在位时期。
  
  威廉四世是乔治三世的三儿子,乔治四世的三弟,他的即位,使得英国国王连续出现四个乔治的“乔治王时代”告一段落。威廉四世生于1765年,当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儿时,就参加了皇家海军,追随强大的英国舰队征战四海。当时还是青年军官的纳尔逊,象是他的大哥哥,带着他在皇家海军茁壮成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由于威廉的这段经历,使得他终生都带有浓厚的水手作风与习气,以至于他当了国王之后,仍然不改水手的粗犷豪爽与直率,被人称为“海军国王”。1782年,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参加对美作战。1789年他24岁时封为亲王,克拉伦斯公爵。1790年,他从海军退役。1827年,托利党自由派乔治·坎宁组阁,威廉王子得到坎宁的提拔,成为坎宁内阁的海军大臣。1830年,威廉王子即位为英王,那时他已经是65岁的老王了。
  
  威廉四世没有象他的哥哥乔治四世那样接受正统的英国式教育,而是自小就参加了海军。与风度翩翩颇具英国绅士风度的乔治四世完全不同,威廉四世比其兄粗犷得多,但心胸也比其兄宽阔得多。当年,坎宁死后,保守派威灵顿组阁,痛下杀手收拾自由派的坎宁内阁,毫不留情地把威廉从海军大臣的宝座上拉下马来,威廉成为英王后,却对威灵顿不计前嫌,继续让他在内阁担任首相,以至于威灵顿颇为感激,此后一直成为威廉四世的一大忠臣。
  
  十九世纪,欧洲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欧洲的民主潮流,呈不可阻挡之势。作为世界大国的英国,其民主运动更是风起云涌,风雷激荡。威廉四世即位伊始,就处于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经济非但没有什么起色,反而跌入了低谷。欧洲大陆经长期战争,购买力非常有限,而在战争结束后,欧洲大陆本身的生产能力逐步恢复,所以,英国输往大陆地区的棉纺织品以及生铁等,在1818年以后急剧下降,英国经济随即陷入1819-1820年经济危机。此后,英国的民主运动逐步进入高潮。
  
  当年,乔治四世与他的王后卡罗琳相互争斗,各方政治势力推波助澜。不久后,卡罗琳忽然病死,一场风波才算平息。这次事件强烈反映了人民的不满情绪,保守派遭到沉重打击,托利党自由派趁机登上历史舞台。而辉格党在此事件中也得分不少,自1794年,辉格党因法国大革命产生分裂,波特兰公爵率大批辉格党人投奔小皮特的托利党之后,辉格党从此一蹶不振,而卡罗琳事件后,辉格党却咸鱼翻生,成为一大反对党,俨然成为人民意志的代言人。辉格党开始在政治上重新活跃,在经过改组和重建之后,一些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进入党的领导层,例如布鲁厄姆、麦考莱、罗素等。这些辉格党的新贵在政治思想上接受边沁学说即政治上的功利主义,经济上主张自由贸易,社会价值方面崇尚个人竞争、优胜劣汰,而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辉格党主张议会改革,因而与自由资产阶级十分接近。但是,在出身上来说,辉格党毕竟与托利党一样,也是贵族党,党内的贵族派反对改革,因此在威廉四世即位前的的10年中,辉格党尚未形成统一的改革力量。
  
  当时,英国社会分为三大阶级六大派别:
  
  中产阶级,分为工业中产阶级和旧式商业中产阶级,其中,工业资产阶级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工业城市力量很大。他们在拿破仑战争前就提出议会改革,并且与手工业工人阶级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主要活动方式是举行游行示威,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并通过报纸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与之相比,旧式商业资产阶级的人数较少,但影响并不次于工业资产阶级,他们主要包括医生,律师,商人,在英国议会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与一些辉格党人关系密切。他们最早发出议会改革的呼声。至威廉四世即位时,商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们已与辉格党的多数派合为一家。
  
  工人阶级,分为手工业工人阶级和产业工人阶级。手工业工人阶级,面临机械化生产的威胁,濒临破产,于是积极投身议会改革,希望通过立法来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产业工人阶级,在先进的工厂里工作,一般不卷入政治斗争。
  
  贵族的两大派,托利党和辉格党。
  
  早在1688年威廉三世入主英国,英荷合并为一大国之后,英国就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议会成为政治活动的核心,而争夺议会的议席,就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斗争。上院是贵族院,皆为世袭贵族,不存在选举问题,选举的斗争发生在下院。在旧制度下,大土地贵族们控制着下院。工业革命开始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31年,英国已基本成为工业国,因此,改革旧的选举制度,扩大选举权,成为最强烈的时代呼声。
  
  英国的旧制度积弊很深,其主要弊病在于:一,议席分配不合理,贵族们形成寡头统治;二,选举权局限于小圈子,广大各阶层人民无选举权;三,贿选风气严重。
  
  改革运动起源于1760年,第一次高潮则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1792年间,美国革命的元勋托马斯·潘恩发表长篇文章《人权》,在英国引起很大反响。拿破仑战争之后,民主运动此起彼伏,不可遏制。
  
  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托利党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予以镇压,但随着1825年经济危机,英国民主运动再度兴起,要求议会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时英国一些著名的民主运动组织和民主运动人士:
  
  一,伯明翰是工业资产阶级的中心城市。1830年,即威廉四世即位那一年,著名的工业中产阶级组织“伯明翰政治同盟”成立,托马斯·阿特伍德任主席,该同盟并且有不少产业工人参加。这是英国最著名的民主运动组织之一。
  
  二,普来斯在伦敦成立了另一大中产阶级组织“全国政治同盟”,与北方的“伯明翰同盟”遥相呼应。
  
  三,伦敦的旧式商业中产阶级组织了“首都政治同盟”。
  
  四,首都的手工业工人成立了工人阶级组织“工人阶级全国同盟”,是九十年代的工人组织“伦敦通讯会”的直接继承者。
  
  五,威廉·科伯特,是当时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之一,他创办的《每周政治记事报》,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宣传议会改革的报纸,一直以揭露议会黑幕抨击选举腐败为报纸的主要内容。1817年,他曾一度逃亡美国,躲避迫害,后又回到英国,继续斗争。
  
  六,另一著名民主运动人士,亨利·汉特,著名演说家。1820年,汉特因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而被判两年徒刑,出狱后继续宣传改革,1830年被选为议员,在议院中一直为争取人民的普选权而努力斗争。
  除此之外,北方的产业工人并未卷入政治斗争,而是组织了自己的工会,他们虽不进行政治斗争,却也是支持改革的。
  
  威廉四世在位的第二年,1831年,这一年的八九月份,英国举行大选,围绕这次大选,英国的改革派与保守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引发了英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1832年改革。
  
  这场斗争说来话长,让我们从托利党改革派的出现说起吧。早在1827年,英国首相利物浦伯爵中风,当时的英王乔治四世不得已,任命坎宁组阁,托利党自由派坎宁的组阁,使议会中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日趋尖锐。托利党长期以来在爱尔兰问题上观点不一,一派主张解除对天主教的宗教歧视,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力;另一派则主张维护国教的“独尊”地位,继续实行歧视政策。托利党自由派大都主张解放天主教徒。尽管如此,坎宁组阁时,仍遵守党内惯例,不准备提出天主教问题。但以威灵顿公爵为首的党内保守派决心不让自由派组阁。他们以坎宁支持天主教解放为借口,一致退出内阁,以为这样就能整垮坎宁。坎宁为摆脱困境,不得已与辉格党结成同盟,联合组阁。坎宁死后,联合内阁垮台,威灵顿虽趁机出面恢复清一色的托利党政府,但托利党已形成分裂之势。坎宁派除议会改革外,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和辉格党一致。1828年,哈斯基森率领坎宁派退出托利党政府,经过10年的演变,托利党左翼终于分化出来。托利党彻底分裂,反改革的势力大为削弱,而不久之后的“天主教解放事件”使托利党进一步被削弱。
  
  与此同时,辉格党则开始东山再起。1830年3月开始,各派一直在消除分歧。4月,福克斯的门徒,隐居10年的格雷勋爵终于出山,回到伦敦。他认为当时的形势很像大革命前的法国:人民情绪激昂,政府软弱无力,若不及早采取措施,英国的贵族将与腐朽的制度同归于尽。格雷的复出使辉格党出现公认的领袖,派系间争斗烟消云散,全党恢复统一。接着,格雷决定与坎宁派结盟。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制定出“和平、节俭、改革”的共同纲领,坎宁派终于在议会改革问题上也接受了辉格党立场。不久,帕麦斯顿代表坎宁派通知威灵顿政府:他们“将投票支持”议会改革。至此,改革力量的集结全部完成。
  
  就这样,经过10年的分化、改组、集结,到1830年时,全国三大阶级6股政治力量中,只有托利党一小撮最顽固的保守派反对任何变革,其他各种力量都支持某种程度的议会改革。因此,从阶级力量对比看,议会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托利党贵族仍掌握政权,而且有国王在暗中支持,所以,要取得改革的成功,还需进行艰苦的斗争。
  《天主教解放法》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天主教解放事件”,导致了托利党的进一步分裂。事情是这样的,1801年,英王乔治三世和首相小皮特执政期间,英国正式吞并了爱尔兰,但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并未得到平等的公民权。爱尔兰人的对立情绪非常强烈。1823年,爱尔兰人组成“天主教同盟”,其领袖奥康奈尔于1828年在爱尔兰当选为议员,但是,根据英国法律,天主教徒不可出任公职。于是,爱尔兰局势顿时紧张起来,爱尔兰人深受选举结果的鼓舞,准备在爱尔兰各地区如法炮制,夺取更多的议员席位,他们仗着是土著,人数多,想以手里的选票,在爱尔兰全面占据上风。而爱尔兰的新教人士,即那些英裔地主,则意识到情况不妙,准备以武力反对选举结果。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英裔的新教徒,双方剑拔弩张,爱尔兰面临内战的危险。当时的爱尔兰局势,颇有些象今天的台湾蓝绿之争。
  
  面对如此严峻局面,英国首相威灵顿决心缓解爱尔兰局势,避免爱尔兰爆发内战,于是,他主持于1829年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取消了对天主教徒的一切政治歧视,给予爱尔兰天主教徒以平等的公民权,同时解散“天主教同盟”。爱尔兰的内战避免了,但是,压制天主教徒是自伊丽莎白女王以来英国数百年的国策,一朝更改,代价是惨重的。托利党内的极端保守派被老牌托利党人威灵顿的这一招惊得目瞪口呆,震惊之余,他们决心搞垮威灵顿内阁,为此,他们也使出怪招,于1830年11月,竟与死敌辉格党及坎宁派联手,一举把威灵顿拉下了马。政治风云,真是变幻莫测。
  
  威灵顿政府辞职,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受命组阁。辉格党蛰伏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时来运转,重掌英国大权。辉格党一上台,立即着手推行议会改革。12月初,格雷授命达勒姆、罗素、格雷厄姆、邓坎农4人起草改革法。 起初,人们对辉格党政府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格雷政府是历届政府中最贵族化的政府。内阁中大多数大臣都是大土地贵族,或大贵族的儿子,而格雷厄姆一人就有2.6万英亩土地。面对这样一个政府,民主派不抱幻想;托利党也估计格雷做不出太出格的事。
  
  但是,1831年3月1日,辉格党政府在下院公布改革方案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改革派欢欣鼓舞,保守派则如丧考妣,原来,此方案的改革彻底性,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它提出:一,取消衰败选邑,把议席重新分配给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特别是工业城市;二,扩大选举权,实行财产资格制;三,减少议员总数。这个提案具有强烈的“中产阶级”色彩,它的意图在于使大批中产阶级得以进入议院,贵族保守势力大为削弱,基本上满足了中等阶级的要求。
  
  辉格党之所以做如此大的改革举措,是因为辉格党的有识之士清醒地看到了历史的发展趋势,民主与改革是历史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年的英国统治阶级,比一个半世纪后的某些东方独裁者要清醒得多,所以才会有后来大英帝国的辉煌。首相格雷表示,推行如此彻底的改革,是为了“把社会的中间阶层联合到上层中来,共同热爱并支持国家的制度和政府,这件事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革命,只有避免革命才能拯救英国。辉格党是贵族,不希望英国发生大乱,只有彻底改革,才能避免英国大乱乃至崩溃,法国革命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辉格党人非常清楚英国贵族的寡头统治的弱点,其社会基础不雄厚,在财产和人数方面都很单薄。1830年,也就是老王威廉四世即位这年,法国爆发革命,复辟十五年之后,统治法国二百四十年的波旁王朝被最终推翻,末代老王查理十世为避免遭到与其大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相同的下场,仓惶逃到英国。而英国的事态发展也更使辉格党人相信革命形势已经形成,若不立即采取措施,一切都将在革命的狂飙中荡然无存。所幸的是,中等阶级虽已觉醒,劳动人民亦开始骚动,但局势尚未发展到中下层人民结盟的地步,所幸还没有爆发“英国的七月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与中等阶级为敌,不如明智地做出让步,与他们为友;一旦中等阶级自己得到满足,就会站在财产和秩序这边,成为国家制度的卫士。出于这种考虑,格雷表示:“不做点什么是不可能的,但做得不足以满足公众期望,则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糟。要满足一切合理的要求,同时立即并永远消除社会上有理智而独立的那部分人抱怨的理由。”
  
  同时,如此彻底改革也是考虑到辉格党自身的利益,为了辉格党的统治能长治久安,辉格党能长久地发展下去,也必须彻底改革。罗素曾说,假如改革后的议会提出的第一个动议就是再来一次改革,那么辉格党就失败了,就要垮台。辉格党认为他们的提案必须是“永久”的,至少经得住40年。在40年时间里国家制度不受新的威胁,辉格党就算坐稳了。
  
  总之,为了避免亡党亡国,辉格党明智地选择了彻底改革的正确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亡党亡国,政治上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辉格党提案受到全国各阶层的普遍欢迎。一般老百姓都对议会辩论十分关心,这是有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国家大事,人们在吃饭时捧着饭碗到街上打听消息,乡下人则步行几十里进城打探,报纸一出来,大家凑在一起看上面的消息。方案提出后,各阶级各派别领袖纷纷表态支持:“伯明翰同盟”于3月7日召开群众大会,向国王和议会发出贺信;民主运动演说家亨利•汉特原则上表示支持;民主运动办报人科伯特被政府指控为煽动农民暴乱,正在等候审判,但他也写文章赞扬法案,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而正以分裂国家罪受到起诉的爱尔兰人领袖奥康奈尔也宣布赞成法案,使格雷政府得到了爱尔兰的坚定支持。
  
  1831年3月23日,法案以一票险胜,通过二读,但托利党保守派不甘失败,于4月20日以一项修正案挑战格雷政府,这预示改革法案在三读时可能失败。于是,在辉格党政府要求下,国王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辉格党政府以此寻求人民的支持。
  
  大选的结果充分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法案、法案、完整的法案”,人民呼喊着口号,改革派到处胜利,反改革派纷纷失败。大选中托利党惨败,辉格党则控制了局势。英格兰40郡82席中,辉格党全胜的有35郡,托利党总共只得到6席。连许多即将失去选邑权的村邑也选出了改革派议员,他们到议会来,唯一的使命就是投票取消自己的席位,以支持改革。
  
  由于威廉四世解散了议会,不给托利党以反击的机会,“伯明翰同盟”给他写感谢信。“伯明翰同盟”号召各地保持安定,当时,对改革最好的支持,就是什么都不要做,静等国王和政府放手改革。
  
  大选结束后,格雷政府得到134票的多数,在下院占据绝对优势,可以放手进行改革。6月24日,罗素提出第二次改革案,内容几乎与第一次完全一样。在辩论中,尽管托利党竭力阻挠,但法案还是顺利获得通过,9月22日,法案提交上院。 反改革的托利党贵族,此时只有依靠他们在上院的势力,否决改革法案。
  
  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改革派议员提出,威廉四世应当册封足够数目同情改革的贵族,以迫使上院通过法案。为了推动改革的彻底进行,伯明翰的工业家们于是走到了运动的前列。
  
  10月3日,“伯明翰政治同盟”召开群众大会,对改革法案表示声援。上午10时,伯明翰教堂钟声长鸣,各街道打铃召集居民开会。市民们纷纷放下手头工作,连妇女儿童也都关门闭户,到指定地点排队集合,前往纽豪尔山会场。同盟为壮大声势,同时邀请了附近约20个邑的代表与会。那天上午,各地同盟纷纷打着自己的旗帜远道赶来,会场上人山人海,每当一地代表敲锣打鼓地进入会场时,现场群众便振臂高呼,欢声雷动。到会者有10万之众。这是改革高潮开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行动,表现了人民群众极大的改革热情。
  
  10月8日,上院以41票多数否决政府法案,当晚,伯明翰各教堂丧钟呜咽,通宵不息;首都改革派报纸套黑框刊载表决结果;消息传到各地,全国哗然。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托利党贵族中分化出一个温和派,称作“动摇派”。他们怕贵族两大派的长期对抗会削弱贵族的力量,造成政治危机,因而希望两党贵族捐弃前嫌,各作让步,团结一致,拯救宪政。而辉格党政府也想与这个温和派谈判,企图通过某种妥协,使上院通过温和的改革法案。
  
  但是,“动摇派”提出的和解条件仍然非常苛刻,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则中产阶级的利益将大受损害。此时,中产阶级认识到:辉格党到底是贵族,中产阶级的斗争的最终胜利还是得靠自己去赢取。 于是,在10、11月两个月中,中产阶级的活动骤然加剧。10月12日,在与政府会谈的当天,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普来斯就着手组织首都地区的改革派同盟,月底,成立了中产阶级的一大组织“全国政治同盟”。该同盟成立后,与中产阶级的另一大组织“伯明翰同盟”遥相呼应,密切合作。此后,中产阶级的两大同盟就完全统一行动了。10月20日,“伯明翰同盟”号召各村各邑都成立组织,以加强人民运动的声势。这以后,“伯明翰同盟”在各地作为分支的新组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而工人阶级也趁机进行自己的活动。10月12日,曼彻斯特一万人集会,抗议上院行径。会上通过要求普选的决议,这完全是工人的纲领。11月17日,在利兹又出现了一个工人改革派组织,提出普选政纲。在伦敦,“工人阶级全国同盟”也加紧了活动,要求普选。普选是比辉格党的改革方案更为激进的要求。
  
  全国各地发生了严重的暴力活动。上院否决法案的当晚,德比市群众袭击保守派住宅,导致3人被捕。次日,大批群众包围市监狱,要求释放被捕者,守卫开枪打死1人。于是群众砸监反狱,放出囚犯,接着又去围攻郡监狱。群众与当局的对抗持续了3天,死伤多人,直到军队赶来才镇压下去。10月9日,诺丁汉市也开始闹事,群众举行大规模集会,占领并烧毁了纽卡斯尔公爵的诺丁汉堡。11日,骚乱继续蔓延,群众开始袭击工厂、花园等地,12日军队增援后才逐渐平息。类似的骚动在莱斯特、伍斯特、埃克塞特等工业城市先后发生,规模最大的暴乱发生在布里斯托尔。10月29日,该城的保守派议员韦瑟罗尔从伦敦回城办事,他回来的消息立刻引起严重骚乱。群众到处搜寻他,将他可能藏身的一切建筑夷为平地。韦瑟罗尔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该城已无他半寸存身之地,这就是保守派的下场。韦瑟罗尔狼狈不堪,爬房顶逃出布里斯托尔,当局宣读了防暴令,但群众的骚动仍无法阻止。群众将前来镇压的军队逼退,军队不得已撤到郊外,暴动持续了3天,该城局面完全失控。群众捣毁了市政厅、市议会、监狱、税所、海关、主教官邸、船坞等公共设施,损失估计达30万镑。3天后,军队重新控制局势,群众死伤数百。当军队冲进广场时,群众给威廉三世的塑像上戴上了自由小帽。
  
  在伦敦,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自知招人怨恨,便在庄园里囤集军火,准备抗变;威灵顿公爵也不得不在住宅窗框上钉了铁条,以防围攻。辉格党目睹这一切,深知英国已到了革命的边缘,下层已经起来了,万一与中层联合行动,局面将不可收拾。因此,稳住中等阶级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而稳住中等阶级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能从原有立场后退,坚持改革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格雷政府采取果断行动,避免内战爆发,继续推行改革。政府为重新取得中等阶级的信任,中止了与托利党“动摇派”的谈判。12月12日,格雷政府拿出第三个方案,在改革的原则问题上丝毫没有退让。13日,“伯明翰同盟”发表声明,对提案表示完全满意。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英国民族用其特有的理智,两次避开了革命危机。
  
  这个法案很快在下院获得通过,并于1832年3月26日提交上院。由于托利党“动摇派”投票支持,法案于4月4日在上院通过二读。但威灵顿早就声明他将率领顽固派顽抗到底,双方最后的对决在所难免。为避免提案再遭阻挠,5月7日晚,格雷伯爵觐见威廉四世,要求国王册封足够多的改革派贵族,以确保法案在上院获得通过,否则,格雷政府将宣布辞职。次日晨,威廉四世通知格雷政府,“接受他们的辞呈”,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格雷政府宣布辞职,威灵顿受命组阁,改革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这改革斗争的紧急关头,人民群众再次走到斗争的前列,挽救改革。“伯明翰同盟”决定于5月7日召集群众大会,同时决定:一旦法案失败,他们就要“永不终止地运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合法手段,争取更全面更有效地恢复人民权利,而不仅仅满足于改革法打算给予的那一些。”大约有10万至15万人参加了大会,同盟宣称:“假如格雷勋爵被赶下台,或者法案被扼杀,全国各地的政治同盟将3倍、4倍地增长。”“但愿”事情不要发展到“用内战和武力抗争的最后手段来争取自由,或是用不必要的革命恐怖来影响英国贵族”的地步,因此,“恳请上院不要把内战强加给改革派。”
  
  但大会刚刚结束,格雷政府已宣告垮台。政府辞职的消息传到伯明翰,紧张的气氛顿时笼罩全城。同盟会员自发向总部集中,默默地守在门口,等待领袖们作出决定。5月10日上午,同盟领袖阿特伍德赶到同盟总部,他命令会员们摘下身上佩戴的会徽,因为会徽上有英国王冠。下午,同盟召开第三次大会,附近人民陆续赶到,聚集了十万之众。前两次大会的节日气氛此时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临战前的紧张气氛,到会的多是男子,如同应征出战。阿特伍德号召大家耐心等待,随后写出请愿书,派人立即送往伦敦。
  
  各地改革派反应强烈。驻扎伦敦的中产阶级另一大组织“全国政治同盟”于5月9日召开群众大会,要求议会在辉格党政府复职前停止财政拨款,这一要求立即获得全国支持,各地请愿书都写上了这一条。在5月9日至19日的10天危机中,全国召开了200多次群众大会,呈交300多份请愿书。成千上万的人纷纷参加各民主运动组织,以示对改革的支持。
  
  5月12日,国王宣布由威灵顿公爵组阁,危机进一步激化。当日,各地改革派代表赶到伦敦会商对策,“伯明翰同盟”的代表与“全国政治同盟”的普来斯举行会谈。普来斯与伯明翰代表商定了武装起义计划,约定一旦威灵顿组阁成功,伦敦就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制造动乱,拖住7000正规军;伯明翰则乘机发动革命,与全国联系,成立临时政府。
  
  工人阶级的态度是是否爆发革命的重要影响因素,五月危机是工人态度最积极的时期,以前他们一直是自行其是,只关心自己的要求——普选,现在,他们意识到托利党组阁会对他们更不利,因而一改以前对《改革法》的漠不关心态度。从5月10日到18日,“工人阶级全国同盟”不断召集群众大会,反对托利党组阁。在会上发言的人言辞激烈,提出了许多行动建议,其中包括抗租、抗税,以及一旦托利党建立政府,就抵制他们可能提出的一切改革方案等等。会上有人甚至提出“不是改革,就是革命”的口号。同盟指出,虽然辉格党的方案并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工人阶级可以把它看作是改革的第一步,为今后的全面改革打下基础,因而予以支持。英国工人阶级的长远眼光和宽广气魄实在令人钦佩。
  
  5月14日,曼彻斯特的产业工人与工厂主联合召开10万人大会,会场就在当年彼得卢惨案的旧址。在改革可能前功尽弃的危机之下,当年无情屠杀工人改革派的曼彻斯特工商业主终于和工人阶级站在了一起,承认了彼得卢大会的基本原则——实行普选制。
  
  与此同时,最激进的工人阶级报纸,一贯反对支持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法》的《贫民卫报》,此时,也表示出一种积极的态度,宣称:只要中产阶级把工人当作“朋友和兄弟对待,真心诚意地主张完整的法案,并坚持争取自由人的公正、平等和真正的权力”,“就将帮助他们取得自己的权利”。
  
  一个托利党军政府的现实威胁,使得利益不同的英国各阶层人民团结在一起。在整个《改革法》斗争中,五月危机使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走到一起,团结起来,采纳共同的行动纲领。同时,也正是在五月危机中,工业资产阶级开始承认工人阶级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可以说,五月危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出现法国那种中下层人民联合作战的情形,这一时期是英国最接近于发生流血革命的极危险的时期。
  
  威灵顿受命组阁的当晚,伦敦中产阶级的组织“全国政治同盟”的普来斯提出“取黄金,阻公爵”的口号。一夜之间,这个口号就贴满伦敦内外,并迅速传向外地,引起大规模黄金挤兑。英国人民响应号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纷纷涌向银行,争相挤兑黄金。英格兰银行原有黄金储备300—400万镑,10天内被提出160万镑,几近一半。5月18日,格雷勋爵觐见威廉四世之前,英格兰银行代表请他转告国王:若危机延续下去,4天内黄金储备就会枯竭。后来,有人说威灵顿是被黄金挤兑挤垮的,此话不无道理。
  
  5月14日,下院通过决议,宣称下院将永远不接受由托利党政府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下院表示,如果托利党组阁,议会将和他们发生持久冲突。同一天,“伯明翰同盟”发表宣言,要求国王召回格雷,号召全国人民在宣言上签字。宣言送往全国,预期将得到400万人的签名。
  
  形势迅速发展,急转直下,使得这次大签名已经不再需要了。托利党领袖在议院内外备受围攻,压力重重,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迟迟不肯入阁,使得威灵顿无法组阁。最终,焦头烂额的威灵顿不得不承认组阁失败。5月15日,威灵顿交回委任状,建议威廉四世召回格雷。威廉四世则在辉格党的强大压力下立下书面保证,表示一旦需要,他就会应内阁的要求,在任何时候册封任何数目的贵族。此后,托利党大势已去,有影响的托利党人纷纷退出上院,激流勇退,事实上不退也没有其他出路。托利党人在最关键的时刻终于退让以求保全,避免了一次流血革命的发生。与后世某些东方独裁者的死硬不同,托利党虽身为保守派,面对民主潮流,最后还是明智地选择了退却,既保全了国家,也保全了自己。
  
  1832年6月 4日,这是一个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日子!改革法案在上院通过,3天后得到老王威廉四世签署批准。经过18个月的艰苦奋战,改革终于获得了成功!
  
  根据《改革法》,中产阶级大部分成为选民,从而获得了政治权利。在工业城市,工业资产阶级控制了本地选举。1832年的改革,使得全国选民人数从1831年的48.8万人上升到1833年的80.8万人,由占人口比例的约2%增加到3.3%。
  
  1832年改革是人民斗争的伟大胜利成果,英国人为争取改革成功,已前赴后继地斗争了好几代,1832年改革也是各阶层共同奋斗的结果,从辉格党贵族到中产阶级到工人阶级,尽管他们要求改革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在改革这一点上结为同盟,使改革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是英国各阶层兄弟团结奋斗的结果。
  
  这次改革,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资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政权仍在贵族手中,资产阶级仍处于从属地位。但经此斗争,贵族已不再能垄断政权了,资产阶级不再满足于自己的配角角色,他们继续发动新的斗争,争取更大的权利。1832年改革后,资产阶级连续发动“反《谷物法》”等运动,争取自己更大的权利。
  
  工人阶级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出力不少,结果却一无所获。他们被整个有产阶级排斥在权力圈之外,成了唯一无权的阶级。不过,他们也在这次斗争中显示了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且获得了更多的斗争经验。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工人阶级在议会改革后不久,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宪章运动是彻底的工人阶级的运动。英国的工人阶级,逐步壮大,直至出现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工党,并取代辉格党成为英国两大政党之一,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
  
  1832年改革是一次和平的改革运动,它证明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避免流血革命的改革之路在英国是可行的。这次改革,为英国以后的历次改革开创了先例,以后的改革之路,不再艰难,而是越走越宽广,1832年改革打开了通向民主之路的大门。这只是第一步,民主的道路并没有走完,它还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最终完成。
  
  第一次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它证明,制度变革是可行的,是不可阻挡的,适时的变革最为明智。而改革成功的前提是,人民持久的斗争,统治者适时的让步。
  
  英国民族是有智慧的民族。英国的各阶层,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在他们坚持斗争的同时,又都是理智的。改革派厉行改革,保守派适时的退让,人民在争取权利的同时也有所克制与让步,所有这一切,保证了英国改革的和平成功,既改革成功,又避免了法国式流血革命的大暴乱,把改革的代价降到最低,而取得最好的改革成果。英国人的改革之路,值得我们予以认真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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